要挖潜、盘活存量用地，当前特别要重视盘活低效利用、批而未用、用而未尽土地，严控新增用地，建立和完善节约集约用地的倒逼约束机制、政策激励机制、考核奖惩机制和共同责任机制。

这就很能说明取消消费税对促进奢侈品销售的作用十分有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毛捷博士对记者表示，与其取消奢侈品进口消费税，不如脚踏实地发展本国名牌产品。

我国高档消费品产业刚刚起步，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缺乏必要的抗风险能力，如果取消或降低国外同类产品进口消费税，而对国内同类产品照常征收，势必造成国产奢侈品和进口奢侈品的不公平竞争，对国内产业造成巨大冲击。对奢侈品征收消费税，目的就是调节收入分配，把从那些花得起大价钱购买奢侈品的人那里征得的税收，以二次分配的形式，用于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补助。鼓励消费者在国内购买外国奢侈品，表面上看是为了扩大内需，但实际上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极其有限。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本贵认为，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加快培养本国的名牌产品，提高本国产品的质量、信誉，让更多在国外购买奢侈品的消费者回到国内消费。第四，部分消费者之所以到国外购买，主要是看重这些商品的奢侈性，能够满足其炫富的心理需要。

进入专题： 奢侈品进口消费税 。出口退税，进口征税，符合消费地征税原则，有利于实现税收公平。2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8.37倍，其增速也相对较快。

从个人与国家财富划分层面而言：改革开放30年社会物质财富急速增加，但如此庞大的物质财富却并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3497亿元，比上年增加617亿元，增长21.4%。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分税制，毫无疑问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政策。此外，重民生的要点是聚焦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交通、文化和社会公共安全等方面。

如果再往深入探寻，就有可能把视野转向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集权社会，集权就意味着地方政府只有跑部，才能钱进。结束语当前中国经济的野蛮生长成就了GDP的两位数增长，却也让民众整日生活在焦灼之中，人们焦灼的原因是当我们看到飞驰而过的财富快车时，却发现自己手中没有上车的车票。

就地方财政支出而言，1991年地方财政决算支出为2295.81亿元，到2010年增长为73602.49亿元，20年增长了32.06倍。从支出项目来看，据财政部统计数据，2010年我国财政支出大项包括：教育支出12450亿元，比上年增加2012亿元，增长19.3%。智慧的火花源于不断深入的交流，在此对所有关注我们文章的朋友表示感谢。以个税起征点为例，众所周知，当前中国个税税收的贡献主体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反而通过各种技术实现了所谓的合理避税。

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前三年地方财政收入分别是2211.23、2503.86和3391.44亿元，后三年分别是2311.6、2985.58和3746.92亿元。但是分税制也存在着诸多弊端，也正是因为分税制使得我国财政体制进入双轨制，即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采取分税制，而地方政府之间仍然采取承包制或者采取具有承包制特征的财政体制。中央财政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91年的32.2%减少到2010年的17.8%。地方政府通过土地的饥饿营销使得低价飙升，高地价推升高房价，高房价又掏空了百姓的钱包。

这个数据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中央财政收入呢？同期增长了近45.27倍。

具体来看，在经济增长条件下，定额分成使得中央财政收入出现实质性的累退。住房保障支出2358亿元，比上年增加553亿元，增长30.7%。

我们不需要如此泛滥的钢筋水泥，我们需要的是有学上、有工作、有医保、有房住。一般公共服务支出9353亿元，比上年增加1191亿元，增长14.6%。与此同时，房地产业的繁荣又拉高了GDP，只是苦了平头百姓。公共安全支出5486亿元，比上年增加742亿元，增长15.6%。也正是分税制使得中央财力超过了50%，使得国家宏观调控、大规模基础建设、应对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抗洪、汶川大地震乃至现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都有了底气。分税制的不彻底、公共事务的增多，造成地方政府间财权、事权不匹配的矛盾日益严重：财权大幅上收，事权层层下放，导致目前大部分县乡政府的财力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极强。

从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层面而言：就表层原因来说，分税制使得中央把桌面上的阳光收入（即税收收入）的大部分拿走，而地方政府则另辟蹊径大搞土地财政，虽说中央会通过税收返还等形式把相当一部分财政收入返还给地方，但这种随机性可想而知，就某个地方政府而言，税收返还不易看作是长期稳定的财政收入。基于此原因，我们认为有必要再专门针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撰写一文。

收入上，大量的预算外、制度外收入、国有垄断集团税后利润等游离于政府预算之外，以部门利益的方式自主运行。在过去的20年里，我国的中央转移支付从1991年585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32350亿元，增长了55.3倍。

那么如何解决该问题呢？首先要把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从只看GDP转向重民生。历年来中央与地方的蛋糕如何切分？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1991年到2010年近20年的时间里，中央财政收入从1991年938.25亿元，增长到2010年42470.52亿元，2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45.27倍。

转移支付虽说是中央收上去的税最后再返还到地方投资上，但这笔财政收入返还给谁？返还的标准是什么？等等一系列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其结果是由诸侯问题转变成了王爷问题，地方政府的财权确实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中央财政和中直部门的权利却过分膨胀。此外，工商、公路、税务、公安、检验检疫、国土、检察、法院、烟草、司法、人事等部门都实行垂直管理，权力部门越来越条条化，地方政府直接管理的部门越来越少。赞同者居多，但也有部分读者对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均衡问题提出不同观点。可见国富民穷严峻到什么程度。

科学技术支出3227亿元，比上年增加482亿元，增长17.6%。居民从低微收入中筹集本来应该由财政负担的支出，导致中国预防性储蓄高企，从而严重打击了居民的即期消费水平和降低了消费预期，这是中国消费难以真正启动、投资消费严重失调的基本原因。

交通运输支出5488亿元，比上年增加840亿元，增长18.1%。医疗卫生支出4745亿元，比上年增加751亿元，增长18.8%。

而且这种规则残缺的问题在当前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财政收入到底用到了何处？比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蛋糕如何切分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我国的财政收入到底用到了什么地方？先从中央财政支出的数据来看，1991年中央财政决算支出为1090.81亿元，2010年增长到15972.89亿元，20年增长了14.64倍。

转型就意味着阵痛，缓解阵痛就需要舆论宣传，让民众都明白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何有效平衡国富民强问题？如何妥善处理诸侯问题与王爷问题？如果恰当的以GDP增长换取更多的社会和谐？这些都是我们急需思考的问题。说到底，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不协调问题，根源于游戏规则的缺陷，即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标准。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民众反而整日生活在焦灼之中，幸福感丝毫没有提升。

地方财政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91年的67.8%增加到2010年的82.2%。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财政支出大量用于基础设施和经济建设，再加上投资乘数的放大作用，使得地方政府过度投资，而教育、卫生、社保等支出偏低，使得百姓面临学费高、看病难等困局。

6月13日笔者在上证报发表《清理地方债务警惕中等收入陷阱》一文，文章重点阐述了清理地方债务问题，也涉及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均衡问题。就深层原因来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一直是以GDP为纲，如此引导的结果必然是投资冲动极强，因为它立竿见影（只要领导来了就可以看见高楼大厦林立）。

而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从前三年的29.8%、28.1%和22%，增长到后三年的55.7%、52.2%和49.4%。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前的中国人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上不起学、死不起人。